在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，轻微伤案件因伤害后果相对较轻，常被期待通过调解高效化解。当其中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不同意调解时，案件便会立即转入正式的司法诉讼轨道，并随之引发一系列独特的法律程序与实体问题。这不仅考验着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认知与抉择，也对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提出了现实挑战。
从法律性质上看，调解的本质是基于双方自愿的协商。我国《人民调解法》与《民事诉讼法》均明确规定，调解必须遵循自愿原则。任何一方当事人在诉讼的任何阶段，都享有拒绝调解的绝对权利。在轻微伤案件中，受害方或加害方可能出于多种考量拒绝调解：例如，受害方可能认为对方提出的赔偿方案未能充分弥补其医疗费、误工费及精神损害；加害方则可能对伤害事实的认定或责任比例持有异议，希望通过法庭审理明确是非。这种拒绝，是其正当行使诉讼权利的体现。
一旦调解程序因一方拒绝而无法启动或终止，案件将进入诉讼程序。此时，当事人面临的第一个关键环节是举证责任的承担。根据“谁主张，谁举证”的规则，主张权利的一方（通常是受害方）需就侵权行为、损害后果、因果关系及过错等要件提供证据。在轻微伤案件中，这包括但不限于报警记录、门诊病历、医疗费票据、误工证明、交通费凭证等。证据的完整性与证明力将直接决定法庭对事实的认定。若证据不足，即便事实存在，也可能面临败诉风险。
诉讼的核心在于赔偿项目的具体计算与认定。与调解中双方可灵活协商金额不同，诉讼中的每一项诉求都需有事实与法律依据。法律支持的赔偿范围主要包括：医疗费、护理费、误工费、交通费等实际损失。对于轻微伤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获得支持的概率通常较低，除非伤害行为伴随严重的精神侮辱或情节恶劣。法院将依据票据、标准及鉴定意见进行审慎核算，当事人过往不切实际的高额索赔预期往往需要在诉讼中调整。
从更深层次看，一方拒绝调解的选择，折射出当前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某些结构性张力。对于司法机关而言，大量轻微案件涌入诉讼，加剧了“案多人少”的矛盾，消耗了有限的司法资源。对于当事人，诉讼意味着更高的时间成本、经济成本与不确定性。漫长的审理周期、严格的举证要求以及执行风险，都是必须面对的现实。尽管拒绝调解是合法权利，但行使此项权利前，进行理性的利弊权衡至关重要。当事人需评估自身证据强弱、诉讼成本与预期收益，必要时咨询专业法律人士。
最终，法律的权威在于其公正的实施。无论选择调解还是诉讼，目的都在于定分止争，使受损的合法权益得到恢复与弥补。在轻微伤纠纷中，尊重一方拒绝调解的权利，同时保障诉讼程序严谨公正地展开，既是对个体权利的捍卫，也是法治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成熟与包容的体现。这要求各方在法律的框架内，以理性与证据为基础，寻求公平的解决方案。
